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习作合一”，主张把“学习”、“锻炼”、“实践”统一起来，不能空洞抽象地谈修养问题。

　　周恩来的“习作合一”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展现。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气压低沉。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在夹缝中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特别是对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周恩来是如何带领大家适应复杂气候下工作内容、对象、范围、任务等方面的不断变化的呢？他首先选择从学习入手。1943年春，周恩来在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的关系》的报告，对党的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及经验教训进行了回顾和探讨，进而指出“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危害性。他还指出，有的同志只愿意同进步分子交往，不愿到中间分子中去进行工作，特别是怕同对我们有不同意见或反对过我们的人打交道，这就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正是通过这些学习活动，周恩来使南方局的同志们认识到必须善于将工作的理论和当时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将工作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可以说，对于问题，周恩来充分利用了时间（抗战期间）、地点（国统区）、条件（整风学习运动）的需要和配合，既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工作方法的创新，真正做到了“习作合一”。